怕死,赵诚信也不敢降明了,因为他的家眷都在北.京,他若是降了,一家老小就会没命。他不能为了自己一人的性命,就害死自己的儿孙吧。
从前,清朝有“不死于贼便死于法”的酷令,在这条酷令的震摄之下,各地守城官员都能做到视死如归,甚至于与城同殉。然而,自从太平军崛起岭南,一直挥军打到江南后,这酷令已经没有多少官员再当一回事了,甚至清廷自个也不敢再因为弃地而斩杀守城官员。反而对投降了明朝的官员们暗中许诺,只要重新归降便计往不咎,可是在清廷已经势弱,眼看着就要朝不保夕的情况下,那些投降了明朝的官员们还没有人蠢得再倒回去。如已经归降明朝的原湖广总督张长庚、江宁巡抚蒋国柱等人,都曾经得到过清廷的保证,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将清廷的秘信交了上去,并且将送信的细作抓进了大牢。
识时务者为俊杰,从来不是一句讥讽,而是真理。大势已然在明不在清,这时候,俊杰自应要识时务。
在当前这个形势,如果继续实施酷法,因为弃地而杀守城官员,所起的效果只能是相反。至少,这些弃地的官员没有投降明朝,比起那些明军还没到就易帜的官员好得太多。所以杀了这些弃地官员,只会让人心更加心寒,对大清更加失望。不能以酷法震摄,清廷便只能采取其它的办法来保证下面的官员不会大规模投降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前年腊月的时候,老臣宁完我向顺治上了个折子,提出今后凡出任知府、同知以上官员者,必须将其家眷迁至京城,以此为人质,从而能让那些守城官员们有顾虑,进而能够坚守于城。这个主意相比酷法要委婉得多,且更有效果,毕竟人有亲情,没有人愿意因为自己而害死亲人的。
顺治果断的采纳了宁完我的主意,叫吏部具体商办。结果,赵诚信很不幸的成了这个新令的第一个受害者,原本在山西老家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连同儿媳、孙子都被迁到了京城。美其名曰是要解官员后顾之忧,但谁不知道那就是人质。
之所以只要知府、同知以上官员留家眷在京为质,而不是连县令这一级也要留质,倒不是顺治对于那数以百计的汉人知县十分信任,而是因为北.京养活不了太多人。几百个县令背后就是几万乃至十数万以上的庞大家眷,这个数字比在京的满州人口都多,北.京连满州人的旗饷都快不下去了,又哪里负担得起这额外多出来的十几万人。故而,县令这一级被排除在外,只以同知为界。同知以上官员毕竟人数少,他们的家眷不过一两万人,想办法总能安置得下。
没有气节可言的赵诚信就这么因为一家老小的性命,在归德这座孤城做起了大清的忠臣。也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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