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当彬彬有礼的道德圣人,如果每个人都是道德圣人,自然就不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了。
但可能吗?根本不可能的。
但法治则不同了,法治最大的作用就是划出一条底线,实际上,法治自秦就有了,但是由于秦律过于严峻、秦朝二世而亡,所以世人皆说法治不可为。但是大汉立朝以后,仍旧使用许多秦律,只不过很多时候因为利益上的妥协、执行力上也远不如秦朝,所到导致法治无法执行到底。
到了黄巾之乱以后,汉家礼乐崩坏,其实又何尝又不是法治的彻底崩溃?战乱年代的人们个个朝不保夕、个个心有杂念,哪里还有人为民伸冤?而且很多时候,诸侯和世家门阀、官员就是各种冤假错案的制造者,难不成你还指望他们还自己砍自己?
后来的晋朝有过短暂的统一,但是内部利益团体林立、世家门阀蒸蒸日上,这些势力正处于最血腥、最原始武力积累阶段,一个个都用各种手段壮大自己、努力维护自身团伙的利益,背着皇帝、律法做了许许多多的交易,私底下做下的惨案更是多如牛毛,他们又怎么可能维护对自己不利的法治?
及至乱世,各朝有作为有能力的皇帝为了统一天下,也只好对将官、世家门阀睁一只闭一只眼,至于陈叔宝这类皇帝,他们只管在后宫醉生梦死,你能指望他去管国事?
便是以法治国的先帝,实际也是妥协居多,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徇私情、严于律己;为了让以法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,不得不拿自己的儿子开刀;可尽管如此,也只是给大隋王朝子民树立一个理念、一个标准而已,法治实际上并没有深入到地方。顶多就是在他看到的地方能够以法治国、以法治吏,而远了的地方,其实与以前没有什么区别。
可是杨集这些年在凉州,一方面维持着对外的稳定,一方面对内部大力推行法治,不断完善着律法。几年下来,在没有太多干涉之下,凉州才有今日的气象。
从整个天下来说,杨集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,若是其他大州也如此,那么以法治国实非空谈。
而王孝通的想法与徐文远不同,他同样知道法治的好处,因为太原王氏家大业大、枝繁叶茂,一名长老相当于一名宰相、一名管事就相当于一名刺史,子弟们为了争夺有限的长老、管事,同样是勾心斗角、明争暗斗,而诸多长老、管事之中,也有人在贪污腐败、蚕食着王氏的骨髓,所以王氏也有一套家法,其严峻程度,尤胜国法。
但那是王氏之事,一旦出了王氏的门,王氏子弟就是一个整体,要是全国上下都依法治国了,王氏如何借势壮大?如果照杨集这种做法,光是清算旧案都能令他们王氏萎缩七八成实力。
“徐兄,卫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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